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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月20日，23岁的上海《民权报》记者戴天仇，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只有24个字的时评短论《杀》，在文中却却一连用了4个“杀”字，端的是杀气腾腾，表现了这位爱国青年的极大义愤，原文如下：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权，杀！”
当时，熊希龄是财政总长，唐绍仪是国务总理，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章太炎是社会名流。
那么，这个热血青年为什么发出如此激愤之言？
说熊希龄卖国，是说他任财政总长时，仍然实行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借款为目的四国银行团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财政政策。
说唐绍仪愚民，是说他在被袁世凯委派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时，秉承袁世凯的旨意，迷惑欺骗民众，最终使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阴谋得逞。
袁世凯专横，这是世人皆知。他出卖君主立宪派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镇压义和团取得帝国主义的宠爱，他通过帝国主义进行南北和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搞政治阴谋血案，复古运动，一步步为他称帝铺平道路。
至于说章太炎阿权，是因为他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没有看透袁世凯的野心，他在文章中说了一些称赞袁世凯的话，所以戴天仇也把他捎带上了。
戴天仇这篇短论时评在上海《民权报》发表后，如一把利剑，直刺当时袁世凯统治集团，惊天动地，朝野上下为之震动。可是，当时的临时政府，对此并没有封闭报馆，收缴报纸，也没有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年轻记者逮捕，投进大牢。文章发表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当时这个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这一条款，在国务总理那里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6月13日，上海租界公审厅公开作出宣判：“民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你要抵制家乐福么?如何去抵制?为什么要抵制?你会享受这个抵制过程么?你还是在作为一个旁观者?首先引用我和一个爱国青年的聊天记录：
